而且，这种进路触及到了法律的一个特征，即法律的非自主性（法律的社会－政治基础），因此对当下中国法律哲学的建构具有跨文化的普适性。
[9]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把哲学上的无限思维的链条暂时中断，而运用逻辑和人类已有的知识找到相对正确的答案。但是上述结论是不是意味着法官就可以两耳不闻哲学事，一心只读规则书呢？答案是否定的，哲学解释学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多维的视角，尽管法官的思维是一个独断性的思维，但并不排除其思维的探究性。
纵观历史上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判例，无不是突破国法而从所谓的人情世故中寻求所谓正义的。但深究起来，三类思维的背后都是一种对法律规则的回归，因此法律思维的艺术本质上就是一种信仰规则的艺术。而律师方采取的修辞策略是转移视线，不断地将许霆的行为套入民法中的不当得利这一原理之中，以达到证明其无罪的目的。总之，法官的思维采取的应当是独断的形式、探究的过程。[20]对此我们认为，这种疑虑有其合理性，但是只要法官在运用修辞的同时，能死死守护法律规则的界限，上述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假如甲法官在审一动物（狗）致人伤害案件时，由于其小时候也被狗伤害过，并留下了阴影，于是对此类案件极为愤懑，借着旧账的怨气，甚至做出要求狗的主人作出天价赔偿的判决。在这一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处境下，法官应该提高自身的免疫能力，从众说纷坛的修辞中提炼出事实的真相，从而对症下药，妥善的解决法律纠纷。1848年2月，当时的法国政府发布了一项命令，明确规定了劳动者享有的权利。
据中国科学院进行的随机抽取1000名农民工进行的调查，这1000人中竟然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这一时期直到1989年，农民工数量已达到3000万人。由此可以看出，劳动权的发展经历了一条从强调个人利益、注重自我调节、仅靠私法保护到强调社会利益、注重政策性平衡、依靠公法和私法要素相结合的社会法保护的道路。[22][美]哈罗德·伯曼：《美国法律讲话》，陈若桓译，三联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121页。
第四，养老保险参保率低，生育保险空白。与就业前的国家社会职业培训相比，在职培训的实现程度正在逐步提高。
作为企业一分子的劳动者当然有权关心和监督本单位的生产经营，这种监督和管理实际上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内部民主的要求。劳权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常凯先生认为：劳动法律体系的建构，应以劳权本位作为理论出发点，应以劳权的实现和保障为其基点和核心。2004年，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分别按照不同方法对农民工的数量进行了调查研究，根据对这三个部门的统计数据和方法的分析，综合各方面和专家的意见，认定当前我国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如果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计算在内，总数为2亿人[1]。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对劳动力需求旺盛。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三条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但不能据此就将劳动权认定为自由权，更不能据此否定其社会权的属性。但现实中，由于劳动力长期供过于求，农民工又处于没有被组织起来的分散状况，无力对抗用人单位，使得用人单位肆意违反劳动法规，任意延长劳动时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1960年通过）均有此规定。
国家为保障劳动者的职业安全，要建立健全劳动安全法规，加强劳动安全监察工作。[30]参见穆之、王如晨《无锡松下镉中毒传言引发停工隐瞒超标事实?》，载2007年1月17日《第一财经日报》。
掌握所从事的工作所必须的劳动技能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同时对于提高劳动者个人素质和技能，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具有直接而现实的意义。2004年初，经东莞市劳动局会同有关部门的检查，大部分受查企业的正常劳动时间都超过了8小时，每月超过21个工作日。
[26]参见王舟波《中国农民工维权之路及前瞻》，载《.新华文摘》，2004年第15期。正式市场只对具有本地城市户口的居民开放，绝大多数较好的职业被独占。劳动者的权利观念大大增强，劳动合同成为缔结劳动关系的最主要形式，这些都为罢工权的法定化奠定了基础。职业培训权是工作权、劳动报酬权、职业安全权的有效保障和促进。随着社会分工和公司等劳动组织的发展，个人劳动权逐渐发展到集体劳动权。其次，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劳资矛盾时有激化，劳动者罢工现象已经出现并日益普遍化。
第三，医疗保险参保率低。劳动者在提供一定数量的劳动之后，必须给予劳动者一定时间用以休息、社交、娱乐乃至生育、抚养子女，以便恢复劳动力，以利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和延续。
14—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让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自身，开始对人的价值给予重视，追求人的发展。第12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
现行的1982年宪法取消了罢工的自由，劳动法等其他相关法律更没有对罢工权做出明确规定。各国宪法一般都规定了劳动者的休息权，属于劳动基本权。
而当前我国劳动法学界一般认为劳动保护只是要保护后者—人身安全。但从全国来看，农民工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10%左右[35]。我国劳动者团结权的真正实现，还需要破除许多障碍。但也有不同观点，如有的学者就认为，劳动是绝对的法律义务，不存在权利之说。
另一是国家对劳动者提供各种便利，使劳动者自行就业。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从事的工作，大多会接触到有毒、有害物质，容易诱发职业病，而且通常难以彻底治愈。
[29]（六）罢工权缺失如前文所述，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劳动者的罢工权。劳动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马克思指出，劳动创造了人类。
农民工与城市职工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时不同权的现象非常普遍。但在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时，并没有将农民工列入城镇就业职工之列。
此外，北京、上海等许多大城市为了保护本地人就业，通过相关规定对外来人口的就业加以总量控制、职业和工种限制、先城后乡控制等。广义上的劳动权与劳动权利的概念相近。这是由人的自由发展的基本人权原则决定的。而只有劳动，才赋予人们真正的人权。
这一称呼最早出现在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战争年代，那时大量农民或自发或被动员组织起来，从事整修道路、运输军粮、护送伤员等工作，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劳动则是一切人权的来源。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和限制。据来自湖南、四川、河南三省的抽样调查，农民工每月实际劳动时间超过城镇职工50%，但月平均工资不到城镇职工的60%，平均每劳动小时工资只是城镇职工的1/4。
其次，劳动是现代社会人们的一项基本权利，这是毋庸置疑的。于此相对，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劳动者是否享有民主管理权，怎样行使民主管理权，是一个尚存争议的问题。
留言0